该书是在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上编撰的会议论文集。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收藏、改编、翻译与研究；二是古代域外汉文小说家模仿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用汉文创作的小说作品。
全书所收论文主要就以上两方面展开研究，按国别与地区分为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中国古代小说在东南亚和中国古代小说在欧美五个专题。
前言/程国赋、肖大平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先生贺词/倪豪士
韩国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崔溶澈先生贺词/崔溶澈
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三国志传》/（日本）中川谕
日本明清曲谱中的中国俗文学题材/（日本）冈崎由美
\"武王伐纣”故事在江户时代的小说翻案研究/吴锦佩、程国赋
日本江户时代的关帝信仰与《三国演义》
——以《通俗三国志》为中心/司志武
日本内阁文库藏林罗山批校本中国古代小说考述/刘璇
明代白话小说版本在朝鲜、日本的传播与庋藏
——以《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为例/金文京
朝鲜王室与中国小说/（韩国）崔溶澈
谈韩国汉文小说的保存与整理/王国良
20世纪红学在韩国的接受及其相关著作的翻译/（韩国）韩惠京
功能性物象的域外传播
——变异学视域下朝鲜汉文小说集《金鳌新话》对《剪灯新话》的借鉴与创新/樊庆彦、孙晨晰
《聊斋志异》较早的韩文翻译
——1932年韩国《每日申报》连载李春史译《聊斋怪闻》研究/肖大平
越南汉文小说与教程中汉文小说的介绍/（越南）丁克顺、阮氏声钟
越南近代一部彩图自传诗巨献：阮廷熠撰、黎德译绘《陆云仙传》/毛文芳
中国《三国演义》对越南南部人生活的影响/（越南）阮清风
青心才人《金云翘传》与阮攸《翘传》中的情节描写比较/（越南）陈氏绒、尚锋
越南汉文小说中“风水改运”母题论析/严艳
中国古代小说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多维传播及其影响/李奎、李瑶
泰国华文小说《十日夫妻记》论争的社会效应与文学意义/梁冬丽、邹冰晶
伟烈亚力《汉籍解题》：中西合璧的汉籍目录及其中国小说著录/宋莉华
澳大利亚华文经典小说《多妻毒》文类归属再探
——兼与英国经典《摩尔弗兰德斯》《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比较/（新加坡）辜美高
《南海观音全传》及其他妙善公主传说版本在国外的传播/（俄罗斯）Rostislav Berezkin
译者因素观照下的典籍译介策略与效果考察
——以《金瓶梅》姓名英译为例/齐林涛
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收藏、改编、翻译与研究；二是古代域外汉文小说家模仿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用汉文创作的小说作品，尤其是在同属于汉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出现的大量汉文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传播历史悠久，经翻译、改编的作品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以韩国为例，据闵宽东等学者统计，已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有440种，其中“有现存版本的作品”350余种，包括唐代以前作品23种、唐代13种、宋元两代29种、明代90种、清代197种；“只出现在文献记录中而没有或是尚未发现实际现存版本的作品”80余种。
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海外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是中国之文学，而且是世界之文学，需要我们从全球化的视角加以认识、了解、整理和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最早是什么时候传播到海外的？根据目前的文献记载，早在唐代开元（713-741）时期，张鷟（660-740）创作的《游仙窟》就已流传到日本，那时张鷟还在世。
日本奈良时代的诗人山上忆良作于天平五年（733）的《沉疴自哀文》（收入《万叶集》卷五）曾经引用《游仙窟》中“九泉下人，一钱不值”之语，这是文言小说海外传播的例证之一。
就白话通俗小说而言，《三国演义》很早就已传入朝鲜半岛。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三，宣祖二年六月二十日，文臣奇大升说：“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即《三国演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可见早在宣祖二年（1569，即明朝隆庆三年），《三国演义》就已在朝鲜王朝流传。
中国古代小说以哪些方式在海外传播？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笔者对此谈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传播的方式
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传播的方式丰富多样，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刊本和抄本收藏，书目编纂或文献辑录，翻译，翻改，评论与研究，以及模仿、借鉴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来创作汉文文学作品等。
一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刊本和抄本的收藏。
海外保存着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的刊本和抄本。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在2023年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当今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研究如不利用韩日两国所保存的资料，简直无法开展，这绝非夸大之言。”（参见其《明代白话小说版本在朝鲜、日本的传播与庋藏——以〈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为例》一文）
诚如金文京所言，开展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离不开海外所藏相关文献资料。如唐传奇《游仙窟》于唐开元年间传入日本，清末驻日公使随员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发现这部小说，著录到他编撰的《日本访书志》中；又如明代陆人龙的《型世言》是“三言”“二拍”之外的又一部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在中国本土失传，1987年由陈庆浩与韩国学者崔溶澈等在首尔大学奎章阁发现孤本。
不少小说珍本收藏于海外，通过中外学者的搜集回归中国。目前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仍保存着很多中国古代小说的刊印本及研究资料。
如王汝梅与韩国学者朴在渊主编的《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辑入韩国所藏的《啖蔗》《包阎罗演义》《剪灯新话句解》《新增才子九云记》《删补文苑楂橘》《奎章阁藏本型世言》《包公演义》《燕山外史》《红风传》《英雄泪》10种小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刻朱墨套印本《艳异编》，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有抄本《姑妄言》等。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介绍称，在国外，《三国演义》有33种中文刊本，《水浒传》有十几种版本，《西游记》、“三言”、“二拍”、《今古奇观》等均有多种刊本和抄本。
二是编纂在海外传播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书目或对相关文献进行辑录。
在这一领域，海外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如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撰《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法国学者魏丕信监修、田涛主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中华书局，2002年），陈文新与韩国学者闵宽东等合作编撰《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朝鲜汉籍稀见版本丛刊》（崇文书局，2020年）、《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类似的书目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三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
无中文学习经历的外国读者阅读中国古代小说时多依赖译本，译本是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传播的重要形式。
最早被翻译为外文的中国古代小说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话本小说，出自《今古奇观》，被收人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与自然概述》，1735年于法国巴黎出版）。
1761年，《好逑传》在英国出版，英国人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译介《好逑传及其他》，书名为Hau Kiou Chu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好逑传——愉快的故事》），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下）》中提到，《好逑传》“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1812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译介志怪小说《搜神记》，并将之收入其翻译的《中国之钟：中国通俗文学选译》。
翻译是海外传播、介绍中国古代小说最普遍、最直接的形式之一，相关译作数量很多。从具体作品来看，以《三国演义》为例，据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统计，“被译成东西方十数种文字流传于国外，许多著名汉学家亲自编译。时代较早的，如日本的湖南文山和泷泽马琴（其所著《八犬传》有取材于《水浒》及《三国》的情节）、英国的德庇时和翟理思、法国的巴赞和朱利安、德国的尉礼贤和库恩、美国的卫三畏和布鲁威特-泰勒、意大利的佐托利等”。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在海外都有众多不同语种的译本。
从国别来看，以韩国为例，朝鲜时期王室曾命译官李钟泰等人系统翻译过中国古代小说，今在昌德宫乐善斋发现以韩文翻译的中国小说35种共700余册，甚至像《玉支玑》这样在中国受到关注不多的小说在朝鲜时期也被全文翻译成韩文。
四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改，即根据原有作品进行改编或重写。
翻改者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上，融入诸多本国、本民族文化因素进行再度创作。这既包括同一文艺形式内的改编（如从小说到小说、诗歌、戏曲文本），也包括跨文本的改编（如从小说到绘画、说唱、戏剧、影视等）。
同一文艺形式内的改编包括：
越南作家阮攸将清初青心才人《金云翘传》改编为同名长篇叙事诗；日本作家泷泽马琴将《好逑传》改写为《侠客传》；在日本江户时代，以“武王伐纣”故事（包括宋元讲史平话《武王伐纣平话》、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春秋列国志传》与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演述商周革命的故事）为题材进行翻改的小说至少有14部；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先是被日本小说家都贺庭钟（1718-1794）改编为《江口侠妓愤薄情怒沉珠宝》（收入《繁野话》），后于1906年被韩国作家改编为《青楼义女传》（韩国《大韩每日申报》第138-149号连载）；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被改编为阿拉伯文的《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收入1979年出版的阿拉伯文版《一千零一日》），中国话本小说中的情节得以保留，但人物均被换上阿拉伯人名。
至于中国古代小说被改编为绘画、说唱、戏剧、影视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关于绘画的改编，韩国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收录了128幅小说插图；在朝鲜半岛殖民时期，《中央日报》《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报纸连载韩国小说翻译家的中国古代小说译文时常配有韩国画家所绘制的插图，如张志暎1932年在《中央日报》上连载《红楼梦》译文时李用雨为之绘制的23幅插图。
关于说唱的改编，《三国演义》传入朝鲜半岛后，除了被抽译为韩文单行本的《关云长实记》《赵子龙实记》《大胆姜维实记》《赤壁大战》《张飞马超实记》等以外，还曾有盘索里《赤壁歌》这一说唱形式的改编。
关于戏剧的改编，朝鲜曾将《红楼梦》改编为6场10景的歌舞剧，备受欢迎，成为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关于影视的改编，海外有大量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如日本电视台（NTV）曾于1973年将《水浒传》改编为26集的电视剧，1977年此剧还在英国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播出；此外，日本翻拍过《西游记》，美国曾拍摄《西游记》改编版，越南改编过三国戏等。
翻改的作品是中外文学、文化的结合体，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与海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融合。
五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传入他国后，古代的海外读者对于小说的人物、情节、主题、思想、艺术等方面皆有评语。
这些评语或以小说评点方式（如总序、读法、回评、眉批、夹批、旁批、圈点等）体现，紧紧依附于小说文本；或以专门的小说评论文章形式出现，如小说序跋等；又或以在其他文章中被偶然提及的形式呈现，如与人论文的书信等。
在收录了新罗至朝鲜时期大量文人文集的《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就有不少朝鲜时期文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
至于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德国文学家歌德早在1815年就接触过《好逑传》并加以评论，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提道：“歌德说，‘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后，中国古代小说成为海外汉学家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海外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著作很多，在这一领域涌现了很多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如俄罗斯的李福清，美国的韩南、夏志清、倪豪士、何谷理、芮效卫、傅明德，英国的翟理斯、霍克斯、杜德桥，法国的雷威安，德国的施寒微，荷兰的高罗佩，韩国的丁奎福、金文京、崔溶澈、闵宽东、朴在渊，日本的盐谷温、幸田露伴、大冢秀高、大木康等。他们的著述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成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是海外作家模仿、借鉴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创作的汉文小说作品。
与诗文相比，小说作品尤其是白话小说篇幅较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蕴藏着更加具体、全面的中华文化内涵，受到海外作者和读者的普遍欢迎，由此产生大量在此基础上加以模仿、借鉴的汉文小说。
如明代瞿佑《剪灯新话》传入朝鲜半岛后，金时习模仿创作了《金鳌新话》；传入越南后，阮屿模仿创作了《传奇漫录》；传人日本后，《奇异怪谈集》《伽婢子》《古今奇谈英草纸》《雨月物语》等皆受其影响。
（朝鲜）金时习《金鳌新话》明治17年(1884)和刻本版权页（左）及正文首页（右）
同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日本、越南有大量汉文小说，学界曾对这三国的汉文小说作品做过系统搜集整理。
关于韩国汉文小说，先后有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林明德整理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全10册），2007年韩国学者尹在敏、张孝铉、崔溶澈等主编的《校勘本韩国汉文小说》（全7册），以及尚未出版的陈庆浩、孙逊等主编的《韩国汉文小说集成》。
关于日本汉文小说，先后有2003年王三庆等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全5册）以及尚未出版的陈庆浩、孙逊等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集成》。
关于越南汉文小说，先后有1987年和1992年陈庆浩、王三庆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7册，第二辑5册）以及2011年孙逊、郑克孟、陈益源、朱旭强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全20册）。
二、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的价值、意义
首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有助于进一步发掘、整理海外所藏中国古代小说文献资料。
以明末话本小说《型世言》为例，这部创作、刊刻于明末的话本小说鲜明地反映了明朝的社会现实，正如小说取名“型世言”为世人树立道德模范一样，它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和浓烈的劝诫色彩。
这部话本小说在中国长期失传。1987年，陈庆浩和中国台湾学者王国良、韩国学者崔溶澈等人在首尔大学奎章阁发现《型世言》的存本，这对于研究明末话本小说的演进乃至于研究明代小说史、文学史和中韩文学交流史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海外文献资料的发现，以2023年4月8日在广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多位学者对海外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的新材料进行整理、论述，日本学者中川谕撰《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三国志传〉》，蔡亚平等撰《晚明小说丛书〈闲情小品〉美国藏本及其意义》，曾肖撰《新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新刻全像批评西游记〉》，邓雷撰《东京大学所藏三十卷本〈水浒传〉研究——以田王故事为中心》。
这些中国古代小说海外藏本的发现和整理丰富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其次，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可以拓展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进一步延伸？如何创新和突破？如何在全球化视域下开展？传播与接受的视角、海外视角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开展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传播研究，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内容和方法，适应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汉文报刊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新马卷1815—1919）》，李奎著，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版。
以近年来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团队部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研究为例，李奎撰《新马汉文报刊文学研究（1815—1919）》（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严艳撰《越南如清使臣汉文文学研究》（2017届博士学位论文），刘璇撰《近代汉译日本小说研究》（2020年博士后出站报告），肖大平撰《韩国漂海录文献整理与研究》（202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王婧璇撰《汉唐博物类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接受》2022年博士后进站报告），严欢撰《英国早期汉学研究》（2023年博士后进站报告），吴锦佩撰《“武王伐纣”故事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传和影响研究》（2022届硕士学位论文）、《明治时期日本境内报刊汉文小说研究》（2025届博士学位论文）等，均以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以及与之相关的课题作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进出站报告的选题。
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言，随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不断深人，开展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可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很好的视角，有效破除“选题难”的困局。
最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有助于了解海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观念、文化观念，丰富、深化中国与海外文学、文化交流史研究。
例如，海外学者和作家相当重视小说这一文体，而中国古代正统文学中一直存在着重诗文、轻小说的观念，清朝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不收通俗小说即为典型例证。
又如，中西方对于“龙”的理解差异很大：在中国，龙是尊贵、神圣的象征；而在西方，龙则是邪恶的代名词，《圣经》中的龙代表着罪恶。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互鉴，了解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影响力与被接受程度，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同时，通过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我们可以探寻传播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当今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三、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与论文集编纂之意义
2023年4月8日，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是中国大陆首次以这一主题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近百位学者参会。其中，海外学者来自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俄罗斯、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与地区，国内学者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澳门大学、香港树人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中正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编辑部等50多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
与会学者就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四个分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第一，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翻译研究；第二，海外典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及其价值；第三，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四，与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相关的其他议题。
在4月8—9日两天的议程之外，主办方还特设了“中华文化传承传播名家讲坛”——海外汉学研究系列“中国古代小说与中韩文学交流”专场，邀请本次参会的4位韩国汉学家做了系列讲座。
《英语世界中的〈金瓶梅〉研究》，黄文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80篇，我们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论文集。论文集主要采取如下选录标准：
已经单独发表的论文不再收录；只有发言摘要或者只有PPT、没有全文的不予收录；与本次研讨会主题关系不够密切的（如仅涉及中国古代小说而不涉及海外传播的）不予收录。
按照这几个收录标准，我们选定论文22篇，另有倪豪士和崔溶澈的贺词2篇（分别由蔡亚平和肖大平整理成文），分五个专题，即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5篇）、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6篇）、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5篇）、中国古代小说在东南亚（2篇）、中国古代小说在欧美（4篇）。
上述论文紧密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这一主题，采取文献考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文本分析、中外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个案分析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等视角和方法，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为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全球融合背景下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面临机遇与挑战。
比如，由于中外文化、语言的差异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传播者、读者存在或多或少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误读”问题；根据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的5W传播模式的观点，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信息、媒介、接收者和效果等方面存在着研究不均衡、不全面的现象，需要进一步深人探讨；近年来，由于存在少数西方国家污名化中国的现象，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遇到一些障碍和困难，需要破解困境；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利用AI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开展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的研究，值得我们深人思考。
《英语世界的〈水浒传〉研究》，谢春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大陆首次以“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为主题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机构与新闻媒体的关注，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文库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10余家媒体做了专门报道，仅中国新闻网报道的点击数即超70万次。
本次研讨会的成果不仅对于拓展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与新方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还有助于推进对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在海外传播的研究。
希望在海内外学者与研究机构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可以持续主办该主题的系列会议、出版论文集，为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学术研究与推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事业，作出暨南大学应有的贡献。
（1）脚注从略，具体请参考论文集。
（2）本文据出版社提供的PDF本提取为WORD本，如有因提取造成文字讹误，敬请参考纸本原书，并祈告知推文上修改。
大家好！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
首先，我想感谢程国赋教授今天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说几句话。
从我小时候（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阅读以来，我就对人物的传记和传奇很感兴趣。当时，《东京上空30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书详细介绍了1942年在东京上空执行第一次轰炸任务的美国飞行员在华东坠机后，在许多中国人的帮助下，穿越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最终被护送到重庆的故事。这促使我开始研究中国。
1961年，我上了大学。但在学习了一个学期的工程学后，我意识到这个专业不适合我。于是，我入伍了。服役期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的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了一年的中文。三年以后，我退伍了。
之后我在印第安纳大学跟随柳无忌教授学习了七年的中国文学。柳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使我对沈从文和老舍等作家产生了兴趣。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来创作小说的。
后来，出于对吴沃尧的兴趣，我一度考虑从事晚清古典文学研究。但之后我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汉学，并在那里接触了德国语言学和唐代散文。我觉得柳宗元的散文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柳宗元的文章，如《捕蛇者说》等，不少是虚构的;他的一些传（记）也具有寓言性。
这让我对唐代传奇的兴趣更大，因为我知道许多传奇也具有寓言性，通过传奇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
卞孝萱先生和其他人的讨论使我对柳宗元的《河间传》和韩愈的《毛颖传》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但在研究唐代传奇后，我发现它的语言和文法很难。20世纪80年代，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那段时间，我经常向台湾大学的同事王秋桂先生请教其中难懂的段落。王先生建议我阅读司马迁的《史记》，这对研究唐代传奇而言很有必要。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从事《史记》和传奇文学的翻译工作。在这30多年间，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已经翻译、注释和出版了《史记》130章中的105章，共九卷。
我的团队由12名翻译人员组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美国的学者。目前还有“表”“书”以及一部分先秦的“世家”未翻译完成。
研究《史记》确实有助于阅读唐代传奇。另外，通过研读傅璇琮、李剑国、卞孝萱、王梦鸥、周勋初、程国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我对唐代传奇有了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2010年和2016年，我们在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一些翻译作品，包括18篇传奇的注释和翻译。
我们翻译了最著名的一些传奇，如《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霍小玉》等，也翻译了一些柳宗元的传（记），以及佛教和道教的传奇。
这些翻译作品是我自己、威斯康星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教师，以及我的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我们为一些晦涩段落的字词句作出注释，并在每篇传奇后附加了一篇短文，以讲述传奇的文体和文本历史、翻译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一些字词的含义。我们还编制了术语表，期望将来西方学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唐代传奇。
我们在唐代传奇研究领域的成果，得益于在座的许多人！我要感谢像程国赋教授这样的中国学者，他们在唐代传奇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本人、我的同事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唐代文本奠定了基础。
最后，我谨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本文由蔡亚平根据发言视频整理，整理过程中根据中文表达习惯略作润色，特此说明。）
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霍尔兹-巴斯科姆（Halls-Bascom）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曾先后在远东和德国求学，并于1973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倪豪士教授曾获得多项研究基金和奖学金（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基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基金、富布赖特-海斯奖学金、日本基金会基金、德国研究基金会基金以及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基金），并曾在中国、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担任教职或研究教授。2003年，他获得了洪堡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倪豪士教授已撰写或主编了十余部著作，并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和书评，其中包括《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史记》（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第1卷、第2卷、第5.1卷、第7卷、第8卷、第9卷和第10卷，以及中文论文集《传记与小说》（中华书局，2007年）。倪豪士教授还是《中国文学：论文、文章、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简称 CLEAR）的创始编辑之一（该刊自1979年创办）。（资料来源：威斯康星大学官网,据英文翻译）
大家好！我是韩国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崔溶澈。今天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很可惜我因有事无法亲往会议现场，只好准备一篇贺词，以视频形式跟大家见面，请各位学者多多谅解。
《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崔溶澈著、肖大平译，中华书局2018年11月版。
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国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翻译研究。我调查的主要是明清小说在韩国的传播资料，其中包括《剪灯新话》、“四大奇书”《红楼梦》等。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刚好与我的研究方向吻合，因此我觉得特别高兴。期待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丰硕成果，在中国小说传播研究史上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
近30年来，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颇为流行。有关学者不但在中国各地发现了重要文献，而且在海外各地找到了不少新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有很大的贡献。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成立于1989年12月。学会成立初期，一些年轻学者很重视韩国收藏的有关中国小说的文献资料，做出一些成果，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他们的研究资料包括奎章阁收藏的《型世言》原本，乐善斋的《红楼梦》韩文全译本，以及朝鲜宫廷中的明清小说插图、选集、绘模本等。
这30多年来，韩国中国小说学会有很多机会和海外学界作广泛交流，曾经组团参加在中国各地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多次交流活动，韩国学界受益匪浅，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得到不少帮助。在此，我谨向中国学界许多元老、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虽然我无法赴会，但幸好这次有几位韩国学者参会，希望大家积极展示研究成果，向各位专家请教学习，多多分享学术意见和研究资料。最后，再次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与会学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本文由肖大平根据发言视频整理，整理过程中根据中文表达习惯略作润色，特此说明。）
崔溶澈，1953年出生于韩国堤川，高丽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高丽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曾任韩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崔溶澈先生长期致力于以《红楼梦》为主的明清小说与东亚比较文学研究，著有《红楼梦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金鳌新话的版本》、《剪灯三种（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译注》、《红楼梦全译》（合译）、《四大奇书与中国文化》等；主持校勘《韩国汉文小说集成》。由崔溶澈先生翻译前80回、高旼喜教授翻译后40回的《红楼梦全译》，是韩国历史上“真正出自韩国学者的全译本”。（资料来源：《红楼梦学刊》微信公众号2025年7月2日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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